《中國兒童肥胖報告》發布
應將肥胖防控融入所有政策，建立政府主導、多部門合作、全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當天在京發布的《中國兒童肥胖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發出警示：我國超重及肥胖的兒童青少年人數已接近4000萬。再不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至2030年，這個數字將突破5600萬。
由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首都兒科研究所、農業部食物與營養發展研究所、中國營養學會等多個單位聯合編寫的這份《報告》建議，應將肥胖防控融入所有政策，建立政府主導、多部門合作、全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建立以“學校-家庭-社區”為主的防控網絡，以遏止兒童青少年肥胖率不斷攀升的趨勢。
趨勢：我國兒童超重及肥胖率不斷攀升，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農村
近30年來，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超重及肥胖在全球范圍內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孟慶躍說，20世紀80年代，兒童肥胖在我國還不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但90年代以后，我國兒童的超重及肥胖率出現快速上升趨勢。《報告》指出，1985—2005年，我國主要大城市0—7歲兒童肥胖檢出率由0.9%增長至3.2%，肥胖人數也由141萬人增至404萬人;估測該群體目前肥胖兒童數約476萬人，肥胖率約為4.3%。1985—2014年，我國7歲以上學齡兒童超重率也由2.1%增至12.2%，肥胖率則由0.5%增至7.3%，相應超重、肥胖人數也由615萬人增至3496萬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至2030年，0—7 歲兒童肥胖檢出率將達到6.0%，肥胖兒童數將增至664萬人;7 歲及以上學齡兒童超重及肥胖檢出率將達到28.0%，超重肥胖的兒童數將增至4948 萬人。
雖然目前我國兒童的超重及肥胖率低于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肥胖兒童的絕對人數是驚人的。另外，我國兒童超重及肥胖流行還呈現出以下特點：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農村;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兒童高于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兒童;嬰兒期與學齡前期是高發階段。不同性別、年齡兒童肥胖均以輕度為主，隨著年齡增長，中、重度肥胖逐漸增多;重度肥胖主要出現在3歲以后，并且男性兒童高于女性兒童;近年來，農村兒童肥胖率增長速度加快。
危害：嚴重威脅兒童健康，影響民族素質，并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負擔
兒童肥胖不僅僅是對其當前的身體發育造成嚴重影響，還將增加成年后肥胖相關慢性病的發病風險。超重、肥胖兒童發生高血壓的風險分別是正常體重兒童的3.3倍、3.9倍;發生高甘油三酯的風險分別是正常體重兒童的2.6 倍和4.4倍;發生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偏低的風險分別是正常體重兒童的3.2倍和5.8倍;肥胖兒童成年后發生糖尿病的風險是正常體重兒童的2.7倍，兒童期至成年期持續肥胖的人群發生代謝綜合征的風險是體重持續正常人群的9.5 倍。此外，肥胖還會影響兒童青春期發育，危害呼吸系統及骨骼，對心理、行為、認知及智力產生不良影響，并誘發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癌癥等。
農業部食物與營養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孫君茂表示，肥胖超重急劇增長，不僅嚴重威脅孩子的健康、影響民族素質的提高，還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負擔。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肥胖兒童較正常體重兒童一生需要額外支付1.9萬美元的醫療花費。
《報告》指出，2002年，我國成人超重及肥胖率達到29.9%時，所導致直接經濟花費為211.1億元。據此推算，至2030年，每年由超重及肥胖所導致成人肥胖相關慢性病直接經濟花費也將增至490億元。
對肥胖干預效果的評估分析發現，兒童肥胖的干預不僅可以改善兒童健康狀況，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經濟效益。而比較我國所開展的兒童肥胖綜合干預、膳食干預及身體活動干預3 種不同干預措施，綜合干預措施所獲得健康效果的“性價比”，要高于單獨實施膳食干預或身體活動干預。成本-效益分析發現，兒童肥胖綜合干預所獲得凈效益值為54809元，也就是說，通過實施綜合干預，因健康改善所獲得的勞動力收益及節約的醫療花費，減去目前的干預成本后，凈剩余54809元。
原因：兒童肥胖的發生和流行受多種因素共同影響
肥胖的蔓延常常使食品工業坐上風口浪尖，某些品類更是成為千夫所指。事實上，兒童肥胖的發生和流行受遺傳、環境和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報告》指出，遺傳因素在肥胖的發生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父母雙方、僅父親、僅母親超重或肥胖的兒童，發生超重或肥胖的危險分別是父母雙方均為正常體重兒童的4.0倍、3.1倍和2.7倍。出生前的母親體型及營養代謝狀況和兒童期環境因素也將會影響兒童期甚至成年期肥胖相關慢性疾病的發生風險。
當然，考慮到肥胖相關基因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發生改變，對于近年來肥胖的快速增長，行為和環境因素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包括導致肥胖的環境、行為和生活方式、食物供應和消費以及身體活動的改變。
中國當前學齡兒童存在膳食結構不合理，脂肪供能比偏高，能量密度高的食物消費偏高等問題，比如經常吃油炸食品及奶油制品、糖果、含糖飲料，相應的蔬菜和水果攝入較少。與此同時，孩子們課業負擔過重，用來進行戶外運動的時間越來越少;視屏時間(指花費在看電視、計算機、平板電腦或手機等電子屏幕上的時間)增加，久坐造成身體活動不足。這些因素加重了兒童超重或肥胖現象的發生。此外，腸道菌群的組成在肥胖的發生發展過程中也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建議：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建立以“學校-家庭-社區”為主的兒童肥胖防控網絡
肥胖一旦發生，逆轉較為困難。這份《報告》的主編、北大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馬冠生教授指出，人群肥胖防控必須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要及早、從小抓起，從母親孕期開始預防，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建立以“學校-家庭-社區”為主的防控網絡。
《報告》建議：
1、將兒童肥胖防控融入所有政策。在制定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政策時，把健康放至優先位置，關注兒童肥胖問題并貫徹到政策制定、實施、分析和評估的全過程。
2、建立政府主導、多部門合作、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工作機制。政府應對兒童肥胖防控相關政策的制定及實施督導負根本責任，掌握主動權、監控權與管理權。學校是防控兒童肥胖的主戰場，在培養兒童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家長應以身作則、通過言傳身教為孩子做健康生活方式的典范，引導、支持、監督和鼓勵孩子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社區應營造有利于兒童肥胖防控的支持環境，提供安全的游戲和鍛煉場地。企業、媒體、學術機構等應充分發揮正面引導和推動作用。
3、健全國家兒童肥胖監測系統，把兒童肥胖監測納入到國家現有的相關監測系統中。
4、開展兒童肥胖的三級預防，即面向全人群的普遍性預防、指向肥胖“易感環境”群體的針對性預防和精準定向超重或肥胖個體的綜合性預防。
5、加大科研投入，深入、系統地開展兒童肥胖相關研究。設置兒童肥胖重大研究專項，加強我國兒童肥胖相關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信息、生物和醫學科技融合發展為引領，推進兒童肥胖的發病機制、影響因素、經濟負擔、預防干預策略、治療康復等相關研究，重點突破預防控制兒童肥胖的關鍵技術。
防控兒童肥胖，無疑需要政府、學校、家庭、社區和企業共同合作，來營造一個利于肥胖防治政策執行的社會支持環境。馬冠生說，在兒童肥胖防控工作中，食業應積極承擔責任，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時，也要考慮產品的健康屬性。應在政策的引導下，積極調整產品結構，開發更多健康食品;避免廣告宣傳對兒童產生誤導，走上保護和促進健康的軌道。近年來，在食品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前提下，學術界與食品企業也有不少成功的合作，比如推動相關政策法規的出臺、開展營養健康知識科普宣傳等。
孫君茂表示，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和農產品地理標志(簡稱“三品一標”)是我國重要的安全優質農產品公共品牌，為保障人民群眾吃得安全優質，踐行綠色發展理念，農業部啟動了“三品一標”工程。實際上，“三品一標”不僅是安全這個層面的概念，它還涵蓋優質、特色等綜合要素，是滿足公眾對營養健康農產品消費的重要實現方式。目前，農業部門正在醞釀農產品營養標準的研制，以更好地引導農產品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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